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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史学与广饶人文历史地理
2015-02-02 12:16:17 来源:原创 作者:赵金炎 【 】 浏览:3153次 评论:0
 
孙子史学与广饶人文历史地理
赵 金 炎
2500年前,中国春秋末期大军事学家孙武撰著的《孙子兵法》,已成为中华文库中的国粹和世界文库中的宝典。古今中外的文豪武英对其研究、注释、应用者络绎不绝、不胜枚举。《孟子》云:“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由此可见,人们对于孙子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重点或部分:一是文本研究,包括其版本和正文的诠注、翻译、阐释等;二是应用研究,包括军事领域以外的多种行业对其借鉴、启迪等;三是史学研究,尤其是对孙子族人和世系的考证,乃是整个孙子学术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孙武何以成为一代兵师、兵圣和兵学鼻祖?只有在孙子史学研究中才能厘清眉目。本文所讲孙子史学,是指孙武及其族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区域文化、家世传承、谱牒档案、活动史迹以及墓志碑刻等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
一、孙子史学研究的三个里程碑
历史上研究孙子史学的不乏其人,而“论其世”之成果最大者只有3人:一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在其所著的《史记》中有《孙子吴起列传》;二是宋代的欧阳修,在与其他人合著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有孙武世系;三是清朝的孙星衍,他为《孙子十家会注》写过《孙子兵法序》,为考证出土的晋代《孙夫人碑》写过《魏吏部尚书孙邕传》以及为本家族写过《阳湖孙氏谱记序》等与孙武世系有关的补充史料。这三个人都是当时的饱学之士,他们对孙子史学的研究可说是承前启后,为人所重。
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一生修史,后人称为“史迁”。他还与唐都、落下闳和广饶籍(时称千乘郡千乘县)的汉代御史大夫倪宽等人共同修订《太初历》。司马迁不仅为孙武立传,并指出战国中期的孙膑是孙武的后世子孙。在其《孙子吴起列传》中云:“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阖闾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膑生阿、鄄之间,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这段文字写得虽然简略,但以其最早的文献记载言明孙武是齐人。众所周知,史迁的记载成为孙子史学研究的第一个里程碑。
欧阳修是北宋时期的文学家、史学家。汉代欧阳生至欧阳歙八世博士(均为广饶人,后汉时称青州乐安郡千乘县)的后裔,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领衔合著《新唐书》、独撰《新五代史》,并有《欧阳修全集》传世。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任行兵部尚书、知青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使,被封为“上柱国、乐安郡开国公”,谥号“文忠”。所写《泷冈阡表》对后人影响颇大。难怪其嫡裔欧阳焯于清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任青州乐安县(今广饶)知事时,在撰写的《乐安县志序》中称:“泷冈原自广饶……先博士司徒(东汉欧阳歙的官名)弓襡地,余于乘,窃有桑梓之意也。”
欧阳修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披露孙武世系云:“齐田完,字敬仲,四世孙桓子无宇。无宇二子:常、书。书字子占,齐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生凭,字起宗,齐卿。凭生武,字长卿,以田、鲍四族谋为乱,奔吴,为将军。三子:驰、明、敌。明食采于富春,自是世为富春人。明生膑。”这段文字从其体例和时代属性上阐明了孙武姓氏的来源,孙书是其始祖、齐国乐安是其故里,田、鲍四族之乱是孙武奔吴的原因等,弥补了司马迁关于孙武世系简略的佚缺。元代周密著《齐东野语》称赞《新唐书•宰相世系表》 “欧阳著族谱,号为精密”。毫无疑问,文忠公对孙武较为详细地“論其世”则是孙子史学研究的第二个里程碑。
孙星衍是清代的经学家、考据家。历官编修、刑部主事、山东督粮道、权布政使等。所学较广,对经史、文字、诸子百家、金石碑版都有涉及。曾参加编修《四库全书》,主编《全唐文》,并有《尚书今古文注疏》、《寰宇访碑录》、《平津馆丛书》、《岱南阁丛书》等专著传世。尤其是他在山东任职长达17年之久,对孙子世系考证有加,首次把孙氏始祖“食采之乐安”和孙氏郡望出处的青州乐安郡之地面,在 “其先与齐同姓”的基础上同一起来。
孙星衍通过考证在新泰县出土的晋代《孙夫人碑》而撰写的《魏吏部尚书孙邕传》云:“孙邕(孙夫人的父亲),字宗儒,青州乐安(即今山东广饶)人也。……按《论语集解疏》,邕为乐安人。《孙夫人碑》及《典论》谓为济南人者,青州(乐安)在济水南。‘其先与齐同姓’,出自田完田世孙无宇,生二子:常、书。书字子占,齐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书子凭,生吴将武。武生明。明生膑。《史记》有传。自膑至邕,无世数可纪。《任城太守孙夫人碑》云:‘其先与齐同姓,  别闾族,遂以为氏’。《古今姓氏书》云:‘孙出自妫姓。齐田完,字敬仲。四世孙无宇,二子:常、书。书字子占,齐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生凭,字起宗,齐卿。凭生武,字长卿,以田、鲍四族谋作乱,奔吴,为将军’。”
孙星衍在为本家族撰写的《阳湖孙氏谱记序》(今江苏武进)中称:“吾族郡望乐安。……当从旧说,推本孙书,而表始孙武。自武以下四十世,《唐宰相世系表》有其世次。吾家族显自濠州忠愍燕山侯兴祖。……自武至星衍为七十五世。中间犹有缺名者,或青州(为乐安即今广饶之所在州)、徽州(为阳湖即今武进之所在州)两处族谱有可稽合,当俟后人增补矣。”
孙星衍在《孙子兵法序》中进一步言明:“孙子,盖陈书(即田书)之后。陈书,见《春秋传》,称孙书。《姓氏书》以为景公赐姓,言非无本。又泰山新出《孙夫人碑》,亦云‘与齐同姓’,史迁未及深考。吾家出乐安,真孙子之后”。由此可见,孙星衍的考论和史料补充,乃是孙子史学研究的第三个里程碑。
诚然,欧阳修的文字中也难免有笔误或不妥之处。譬如,称“无宇二子:常、书”。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无宇有二子:田开、田乞。田乞卒,子常代立。又据《世本》载“陈(田)桓子(无宇)生子占书”。可知,田无宇有三个儿子:田开、田乞、田书。田常是田无宇的孙子而非其儿子。田乞才是田常的父亲。再如,孙武之子孙明“自是世为富春人,明生膑”的文字。据《吕氏春秋》所载,孙明并没有在富春久居,而是到赵简子处为臣去了。孙武奔吴为将(公元前512年)与孙膑围魏救赵之战(前353年)相隔160年,而说孙膑是孙武的孙子,也令人费解。不过,这种“小得失”对孙武本身影响不大。明代刘元卿在《贤奕编》中说过:“夫为史者,网罗数十百年之事,以成一书,其间岂能无小得失?”所以,我们不能因其“小得失”去全盘地轻议古人或否定古人,而只能就事论事,并依据新发现的相关史料将其更正过来就行了。
另外,在孙子史学研究中,不得不提到的是在广饶旧志中竟然发现与孙星衍考论孙子史学文字相通的记载。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乐安县志》和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续修广饶县志》之“人物志”中俱载:“孙子,各书谓武,齐人,而田氏族属。祖书,以功赐姓,食采乐安。此地以乐安名而见于载籍之最古者,事尤前于汉之以乐安名国名郡,则元(同原)之用以名今县所属,或亦有因。推是,则武或邑人。即降而原其始末,抑寓贤外徙之例也。”这是当时在山东 “九州十府一百单八县”所修的地方志中,唯一记载孙子与地方区域文化相关的史料,倍受人们关注,进而引发后人尤其是广饶说的人对孙子史学研究的兴趣。
二、广饶区域人文历史地理述略
广饶地处山东省中部偏北与临淄接壤,邑境内有古济水、时水、淄水、阳水等河水汇流至其东北入海。考古发现,早在57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广饶先民就在此地生息繁衍、劳动生产,创造了灿烂的史前文化。中国最早的开胪手术、陶鼓等诸多史前文化遗存在广饶出土,是为明证。
广饶地面在商周时期称青丘,为古青州所辖,“海岱惟青州”,是东夷族人居住的重地。姜太公封齐后,又为齐国所辖。邑境东北有钜淀湖,古称青丘泺,元代以来,改称清水泊,濒临渤海,富有渔盐之利,成为齐国的重要经济区。为“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奠定了国力基础。
齐桓公执政,在广饶城西北20里乐安界之时水边与鲁师进行“干时之战”,其遗址(石村遗址)至今尚存。齐桓公十年,又在广饶地面上修筑了柏寝台(桓台遗址),以会盟诸侯。并采纳齐相管仲的建议,订立军政合一的建县立邑之制。《国语•齐语》载,齐国规定“三十家为邑,邑有司;十邑为卒,卒有卒帅;十卒为乡,乡有乡帅;三乡为县,县有县帅;十县为属,属有大夫。五属,故立五大夫。”
自春秋末期的齐景公至战国中期的齐威王,又在齐国地面上置有70座由行政区划的县邑城,加上征伐的莒和即墨城,共有72座城。如果与齐桓公所置的50个军政编制县(十县为属,五属)相合,齐国曾一度号称120城。《战国策•邹忌修八尺有余》中载:(邹忌)入朝见威王曰:‘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即指此。但是,就齐国地面的行政区划来说,仍然是72个县邑城。《史记•滑稽列传》之《淳于髡传》中说得明白:齐威王“乃朝诸县令长72人”。史学家王伯祥注:“那时齐、楚各国都已设县,齐威王时已有七十二县。‘朝诸县令长七十二人,’尽召全国七十二县的长官来见,加以考核”。“县的长官各依情况而不同,县有人口万户以上的,其官称令;人口不及万户的,其官称长”。《战国策•齐》亦云:“燕攻齐,取七十余城,唯莒、即墨不下”。五年之后,田单率师又收复了齐国的七十二城。
那么,在今广饶地面上设有几个县邑城呢?据史料记载,春秋战国时期曾在广饶地面上置有千乘、乐安、琅槐、钜定等四个小县邑城。
(1)千乘县邑城。《元和郡县志》云:千乘县是“齐景公有马千驷,田于青丘。今县北有青丘,县因以为名。淄水南去县二十八里。”《战国策•周赧王三十一年》亦云:在齐城临淄西北 “夫千乘、博昌之间,方数百里,雨血沾衣”。此处所说的“千乘”,即指今广饶地面上的千乘城。千乘故城遗址在今广饶县城北3华里之司家村旁,向西距博昌故城(今博兴县柳桥东寨郝乡)20多华里。与《战国策》中的“方数百里”完全相符;以水证地,与“淄水南去县二十八里”也完全相合。
(2)乐安县邑城。《唐故滑州白马县令乐安孙府君(孙起)墓志铭》云:“自齐大夫书始受邑于乐安”。《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和《古今姓氏书辨证》两书俱称:孙武的祖父孙书(原称田书,字子占)是齐国大夫,因“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国语•晋语》之《文公修内政纳襄王》和《礼记•礼运》中有:“公食贡,大夫食邑”和“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的制度规定。由此可见,孙书从田氏析分出来后,有了自己食采乐安的孙氏家园,这个家园无疑是孙武的桑梓故里。犹如《史记•乐毅列传》所载:“乐毅者,其先祖曰乐羊。乐羊为魏文侯将,伐取中山,魏文侯封乐羊以灵寿。……其后子孙因家焉。”与孙武的故园之事相类。
孙武的后世子孙、战国中期的孙膑,虽然生于阿、鄄之间,但是他与庞涓进行马陵之战后,也率领其子孙袭居齐国乐安。《全唐文》载《唐幽州内衙副将、中散大夫、试殿中监乐安郡孙府君(孙壬林)神道碑》云:“孙武入吴,王阖闾将……齐宣王将孙膑、魏将庞涓战于马陵,虏魏太子名申。护子孙,遂居齐乐安。”孙膑到其祖上的食邑之地因袭而居,生息繁衍,袭先贤之业,乃顺理成章。考古发现,乐安故城遗址在今广饶县花官镇之草桥村。南距千乘城(即今广饶城)近30华里。
(3)琅槐县邑城。齐国琅槐之地名在《山海经》和《水经注》里均有记载。《山海经•海内东经》云:“济水(即今小清河故道)……注渤海,入齐琅槐东北。”《水经注•淄水》又云:“淄水入马车渎,乱流东北,迳琅槐故城南……入于海。”琅槐故城遗址在今广饶县丁庄镇东北之古济水和古淄水汇流入海的三角地带,向东北距渤海20华里,西南距乐安故城(草桥遗址)80华里。距今广饶城(故千乘城)110华里(见《青州府志》和《读史方舆纪要》)。
(4)钜定县邑城。钜定县以濒临钜淀湖(古代“淀”、“定”通用)而得名。汉武帝曾经为鼓励“耕战”, 莅临钜定县视察、指导。应劭注《汉书•武帝纪》之“上耕于钜定”曰:“齐国县也”。钜定故城在今广饶县稻庄镇东、大王镇北。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实行郡县制,将齐国改为齐郡即临淄郡。广饶县地面上的四个小县邑(千乘、乐安、琅槐、钜定)为齐郡所辖。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夷郡县城,销其兵刃,示不复用”。秦末,项羽与刘邦争雄,项羽擅自将齐郡分封为齐、济北和胶东三王。汉初,刘邦派郦食其说下“齐七十余城”。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11年),封其子刘肥为齐王,将原齐国延续下来的七十余城之地面归刘肥统治。汉代晁错在《削藩策》中云:“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诸子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惠王(刘肥)王齐七十二城”。同时,又“令天下县邑城”,把秦朝夷平的县邑城重新修筑起来。
西汉时期,今广饶地面属青州千乘郡和齐郡所分辖。并增置汉广饶县,位于今马头镇高冈村。所以,今广饶县地面在汉代有千乘、乐安、琅槐、钜定和广饶五个小县邑。其中千乘、乐安、琅槐(均在淄水以西)三个小县邑为青州千乘郡所辖,千乘县并为千乘郡的治所(《汉书•地理志》中首列县为其郡治所);钜定、广饶(均在淄水以东)两个小县邑为齐郡所辖。《尚书》学的传人、汉代欧阳八世博士和御史大夫(位在三公,世称亚相)倪宽均是千乘人,唐代史学家颜师古注《汉书•倪宽传》之“千乘人也”曰:“千乘郡千乘县也”。治《尚书》,事欧阳生。倪宽冢在今广饶县城西3里处,至今犹存,为古县邑八景之一。欧阳八博士冢在城西南之冢头村有6座,小张村有2座,与倪宽冢犄角相望,皆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唐代李吉甫著《元和郡县志》之“千乘县”亦云:“千乘县,上,东南至(青)州八十里。本汉旧县也,属千乘郡,有盐官。”
西汉末,王莽篡政后,为宣扬其“以应符命文也”的天命论,更改了许多郡县地名和官职名称,并将360个县改名为亭,将郡太守改名为大尹,将县令长改名为亭宰。例如将济南郡改为乐安郡,将齐郡改为济南郡,将平原郡富平县改为河平郡乐安亭,将千乘郡中的建信县(在今高青县地面上)改升为建信郡以取代千乘郡等。自此,千乘郡治所才由千乘县(今广饶)改移到建信县(今高青,为建信郡治所)。
东汉明帝刘庄永平三年(公元60年)“封皇子(刘建)为千乘王”。唐李贤注:“千乘,国名,今青州地。故城在今淄川高苑北”。明眼人一看便知,明帝所置千乘国是在王莽建信郡建信县(高苑县北25里。今高青县是高苑、青城之名的合并简称)地面上改置的。它与西汉千乘郡千乘县之地望和位置,尤其是至青州、至淄水等地的道里数是截然不同的,二者殊难混淆。
和帝刘肇永元七年(公元95年)又“改千乘国为乐安国”,取消了建信县,将乐安国治所移置于狄(王莽曰利居)。“狄”在先秦时期为齐国北境边界之地名。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狄。安帝(刘祜)执政时,才将狄改名为临济(因此地濒临北济水即大清河,位于今高青县北境,现早已被黄河泛滥夺道而淤没)。亦将琅槐县省入移就今广饶地面(故乐安县城即草桥遗址)上的博昌县。《后汉书•郡国志》载:后汉时期的乐安国下辖“临济、千乘、高苑、乐安、博昌、蓼城、利、益、寿光”等9县,其中今广饶地面上的“千乘县”、“乐安县”属乐安国所辖。元代于钦著《齐乘》也说:“乐安县,(青州)府北九十里。汉千乘郡乐安县,元帝封丞相匡衡乐安侯。后汉属乐安国”和“青丘,乐安北清水泊,盖以青丘得名。齐景公有马千驷,田于青丘,与晏子游于少海,皆此地。少海谓渤海也”。证明千乘、乐安均在今广饶县的同一地面上。
《后汉书•儒林传》之《牟长传》云:“牟长,字君高,乐安临济人也……少习欧阳《尚书》”。其《欧阳歙传》又云:“欧阳歙,字王思,乐安千乘人也。自欧阳生传伏生《尚书》,至歙八世,皆为博士”。这是同一本史书中记载的,牟长、欧阳歙二人同为《尚书》学的同时代传人,其里籍却是同“国”而不同“县”。乐安国的临济县在今高青,乐安国的千乘县在今广饶,进一步证实二者地望,泾渭分明。
质帝(刘缵)本初元年(公元146年)五月,梁太后(刘缵之母)下诏:以乐安国土卑湿,租委鲜薄,由刘鸿(刘缵之父)的乐安国嗣继夷王徙封为勃海国孝王(治所在今河北省南皮县)。加上“海水溢,乐安、北海人为水所湮没。”自此,以临济为治所的乐安国已不复存在。是年,在千乘县(古青丘地)设置青州乐安郡,李膺为青州剌史,陈蕃为乐安郡太守。广饶旧志载,广饶先民还专为陈蕃立祠颂德。
纵观两汉时期的千乘和乐安之名,在今高青县地面上是有其国(治所)而无其郡、县;在今广饶县地面上是既有其郡(治所)又有其县,也曾属其国所辖。孙武的嫡裔东州大儒孙炎、魏吏部尚书孙邕、幽州剌史、右将军孙历等人,均生长于青州乐安郡、县之地。因此,青州乐安郡则为孙氏郡姓出处之地。《魏书•地形志》还载,青州乐安郡领县四:“千乘、博昌、安德、般”(千乘为首列县,即郡治所。安德、般为乔迁之县)。三国时期的何夔、桓嘉、管统、杨沛、陆康、夏侯惠等人,相继任过青州乐安郡太守。
晋代,广饶县地面属青州乐安郡(武帝改郡为国)和齐国所分辖。孙历之子孙旂的外孙女羊献容被立为晋惠帝皇后。广饶旧志之“人物志”中也记载着“孙旂”其人。
南北朝时,今广饶县地面上有广饶、千乘二县,分属青州齐郡和乐安郡所辖。北魏所记与此相同。但不久,此时的广饶县被乔迁到今江苏赣榆之地面上去了。今广饶地面上只留下千乘县,并为青州乐安郡治所。《宋书•州郡志》载,刘宋时的青州乐安郡下辖“千乘令、临济令、博昌令”三县。
隋朝开皇初,将青州乐安郡废除,其千乘县归青州北海郡所辖。
唐朝武德二年(公元619年),于千乘县置乘州,下辖千乘、博昌、寿光、乐安、新河等五个县。此时的博昌,是将地处今博兴县寨郝乡(柳桥东)的博昌治所,向其东北移就50里,即今广饶县草桥村之隋代废止的青州乐安郡故城。唐朝骆宾王的父亲曾在此任博昌县令。骆宾王《与博昌父老书》云:“又闻移县就乐安故城”(明代万历《乐安县志》即今广饶旧志中载有此文)。此时的乐安故城已变得“徒有其名:荒径三秋,蔓草滋于旧馆;秃墉四望,拱木多于故人”。清雍正《乐安县志》亦载:“琅槐于后汉安帝时省入博昌,故杜预、郭璞皆言济水至博昌入海。”由此可见,今广饶县济水以北直至渤海的广袤地面(包括古琅槐),曾两次为移就乐安故城(今广饶县草桥遗址)的博昌县所管辖。骆宾王的“又闻”二字,也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元和郡县志》称“乐安故城在博昌县(即寨郝)东北”。博昌第一次移就乐安故城后,《地理风俗记》就说:“琅槐省入博昌”,“博昌东北八十里有琅槐乡故县也”和“济水由博昌入海”。否则,博昌(原在柳桥东)如果不移就乐安故城(今草桥遗址)和琅槐没有省入博昌的话,其距离琅槐的道里数就不是80里,而是130里;况且它远隔千乘、乐安(今草桥遗址)、琅槐等广袤地面,济水也不会“由博昌入海”。
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废除乘州。将千乘县归青州总管府所辖。又将其所辖的博昌县移置到距草桥乐安故城西北40里的今博兴县城(当时仍称博昌县,只是到了后唐,因避唐主“昌”字之讳,才将博昌更名为博兴)。因此,李贤注《后汉书》时称:“乐安故城在今青州博昌县南”和宋代乐史著《太平寰宇记》之“青州博兴县”条称“乐安故城在今县东南”。一个南,一个东南,方位相近,都是指距今博兴县东南40里的、博昌曾移就过的草桥遗址——乐安故城。从此以后,今广饶地面才以独立的“千乘”之名通称。
五代和宋朝,仍称青州府千乘县。(此后其区域内的人文历史遗存较多,如董淳探花、孙复太学、綦公直元帅、李舜臣会元、孙仰钦将军、孙三杰御史、田殿臣侍卫、成其范兵部侍郎以及诗人徐太拙、居士李象先、邱二斋等等,因篇幅所限,故省)
金代天眷元年(公元1138年),将千乘县复称乐安县。元、明、清诸朝因之。直到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为避复江西省乐安县之名,又将青州府乐安县复称广饶县(因汉代称过此名),成为今广饶县的地方用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将广饶县划归惠民行署管辖,其中1958——1960年还归淄博行署管辖。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在广饶县北境地面上建立地级市——东营市,广饶县划归东营市管辖至今。
三、始祖孙书食采齐国乐安与青州乐安孙氏郡姓出处的关系
一般说来,孙武的祖父孙书食采之乐安与青州乐安郡为孙姓郡望出处,是两个不同时代的区域人文历史现象。虽然都是以人为本而建立的,但是,先秦为诸侯列国制,对于卿大夫等人来说,只有先立功而后才能封邑立家。否则,一辈子任职,行政多处,也只能是以“四海为家”而形成不了贵族家园。孙书是先伐莒有功,才被齐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的。“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齐国乐安也因此成为孙武的桑梓故园。青州乐安郡为孙姓郡望出处的确立正好与此相反相成。乃是先有孙氏聚族而居之地,尔后其族人颇有名气,知书达理,有功于国或有德于郡县人民,再追溯其祖,也有名人,才能成为一郡之内的望族大姓。郡的长官则按其郡望门阀的大小,向朝廷推荐人才,通媾婚姻。
先秦不是郡县制,也就不会有姓氏郡望。秦统一六国后实行了郡县制,但“焚书坑儒”和“夷郡县城,销其兵刃,示不复用”的政策,又使其郡县之内的文豪武英受到压抑,仍形成不了姓氏郡望。只是到了汉代,推崇儒术,重视耕战,寻求和启用文武人才,才逐步有了郡望的称谓。如西汉时期的御史大夫倪宽的郡姓出处为青州千乘郡(治所在今广饶县),是为一例。
后汉末年,士族成为统治国家的主要代表,但其做官权如何划分,由此制订“九品官人法”。 “九品官人法”始创于曹操,《宋书》中云:“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卒,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士族高卑。因此相沿,遂为成法。自魏至晋,莫之能改。”曹操“权立九品”的宗旨是“以论人才优劣,非为士族高卑”。然而,到了魏文帝(曹丕)继位,于黄初元年(公元220年)采用陈群所制订的“九品官人法”,将曹操的旨意颠倒了。以争取和依靠士族对他的支持,各士族均按其族望的高低,门阀的大小来确定官位和通媾婚姻。
世居青州乐安郡的孙邕是经学家、魏吏部尚书、关内侯、建德侯,孙炎是东州大儒,孙历是右将军。其祖先孙书、孙武、孙膑等都是历史名人。如此大的孙氏家族,其族姓和郡望被列为青州乐安郡的第一等大姓则是理所当然的。
到了晋代,孙历之子孙旂累迁黄门侍郎,出任荆州刺史、兖州刺史、又迁平南将军。孙旂的子侄也都是将军,并有吏才。他的外孙女献容又成为晋惠帝皇后。因此,青州乐安郡孙氏的地位在晋朝也达到最高峰,名显朝野,无与伦比。只是因为发生了赵王司马伦等“八王之乱”,乐安孙氏遭遇“夷三族”之难,才由显达到不幸而风光不再。幸存者纷纷避地他乡,有的居武邑武遂,有的居昌黎,还有的其子孙转居枣强、定州、清河等地。不过,外徙族人犹负世望,他们从来不忘其郡姓出处在青州乐安。如大魏正光五年……故兰仓令孙辽《浮图铭记》称其“绵绪太原,分流乐安”。人们一看就知道他是宗太原、祖乐安的孙氏后裔。唐高宗宰相孙处约也说:“本千乘乐安人也”。唐太宗执政,“尝以山东士人尚门阀。后虽衰,子孙犹负世望”。于是,在贞观八年(公元634年)令颁《氏族志》,仍把青州乐安郡列为孙姓的郡姓出处和第一等大姓。宋代乐史著《太平寰宇记》遵沿其说,也把孙姓列为北海郡千乘县(即今广饶)的第一等大姓。
那么,孙书食采齐国乐安与青州乐安孙姓郡望是什么关系呢?仔细审视,发现其内在联系有“三个同一”。
第一,孙书食采齐国乐安与汉代青州乐安郡虽然朝代间隔战国和秦,但其地面方位同一。古代对某个地面和方位,是以地上的各州、郡、邦国和星空间的一定区域位置相对应来确定的,即用星占术的方法在华夏大地上进行“分野”对应,有用“二十八宿星”分野对应的,有用“十二次度数”分野对应的,也有用“二十八宿星”和“十二次度数”联系起来分野对应的。齐国乐安与青州乐安郡,皆属于“玄枵(十二次度数)、虚危(二十八星宿)之对应齐国、青州”之分野所辖同一地面和方位。
第二,齐国乐安与青州乐安的孙氏,“其先与齐同姓”的世系和来源同一。魏吏部尚书、青州乐安人孙邕之女《孙夫人碑》载“其先与齐同姓”。源自齐国田无宇之子田书,因功赐姓,称为孙书,为孙氏始祖。其实田无宇有三个儿子:田开、田乞、田书。田开是齐国著名的乐师,一生居住在柏寝台(今广饶县花官镇桓台村)专为齐景公、晏婴等人登台奏乐。田乞是齐国大夫,以大斗贷、小斗收,深得民心,其子田常为齐相,其后人取得齐国政权,变“姜齐”为“田齐”,“其先与齐同姓”本于此。田书改为孙书后,也有二子:凭、坚。孙凭承袭孙氏,为齐卿。坚,字子良,其子孙以孙书的字“子占”为氏,姓子占,后失传。孙凭生孙武。孙武的后世子孙孙膑,又“护子孙,遂居齐乐安”,生息繁衍,袭先贤之业,其族人至汉代的孙邕、孙炎、孙历,仅相隔十七世。直到唐代孙逖撰《孙嘉之墓志》时仍称“故属乐安,盖齐大夫书之后”。《元和姓纂》亦云:“孙武之后,……晋有孙顗,避地于魏,故属乐安,因家焉”。
从春秋末期孙武的祖父孙书食采齐国乐安,到战国中期孙膑遂居齐乐安,再到汉代孙邕、孙炎等孙氏族人郡望出处的青州乐安。“其先与齐同姓,”衔接无缝,一脉相承,同根同源同地面。尤其是1977年在广饶出土了孙邕的后裔《唐代孙遇墓志铭》,这是继清代在泰山郡新泰县出土晋代《孙夫人碑》(孙邕之女)之后,在山东发现的唯一的一通“其先与齐同姓”的孙邕及其后人的石刻文字。墓志中刻有“始祖乐安人也”;“汉关内侯孙邕”;“高、曾、祖、父四世属离乱,一自潜迹,四海为家”;“唯公一身扶侍长幼却归乐安地,袭先贤之业”以及孙氏祖居乐安地望“起自青丘”、“阳水之滨”等文字。进一步证明了山东广饶故乐安孙氏世系和地望的同一性。
第三,史料记载之孙书“食采于乐安”文字的编写体例、时代属性与草桥遗址发掘的“乐安故城”为两期筑城的时代同一。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山东省考古所、临淄齐城故都博物馆等单位的考古工作者,对位于草桥村的乐安故城遗址进行了钻探发掘。所得结论是该城的建造时间分早、晚两期,早期筑城是在龙山文化、商周文化遗迹上建造起来的,后来复筑的时间(即晚期筑城)是在汉代。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著名史学家(泰斗级人物)张政烺先生亲临发掘现场勘验之后,欣然命笔:“齐乐安故城重放异彩——为广饶草桥遗址题”。乐安故城两期筑城的过程,与史料记载秦始皇“夷郡县城”和汉刘邦“令天下县邑城”(即重筑县邑城)的史实相符。后期筑的“乐安城”在东汉末年则成为青州乐安郡城,直到隋朝废止。更令人关注的是,广饶地面上的古千乘,古乐安(南北相距不到30里,隔时、济二水)二城,均“起自青丘”。唐代史学家李贤注《后汉书•陈蕃传》也说:“乐安,县名,本名千乘”。由此可见,青丘则成为千乘、乐安之同一地面的历史“坐标”。
综上所述,广饶区域的人文历史地理文化,与孙子史学尤其是孙武族人的孙氏出处、郡姓地望之发生、发展的关系,是十分密切和绝无仅有的。余作为孙武故里广饶县的一名文史工作者,为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孕育出孙武这样的兵学圣贤,并使之走向全国和世界而感到自豪!
2014年9月  于阅竹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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